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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英博物馆里对于文艺复兴的解说是：“这是人们改变看待世界方式的时代。”

在中国人的历史里，“看待世界的方式”其实一直发生着变化。“二十四史”向来被认为是确凿记载、复盘过去的“准绳”，但它们的标准，却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。

《史记》里，司马迁记载了三皇五帝，记载了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”的屈原，记载了“赵氏孤儿”的故事。在司马迁的标准里，他写历史，为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穷一家之言”。所以在他的历史里，他问道，如果上天是公正的，为什么伯夷叔齐这样有德行又近乎严厉地要求自己的人，却落得饿死首阳山的下场？

但司马光，他不会这样问。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没有屈原，没有李白杜甫，也没有伯夷叔齐，他只关心那些“有鉴于往事，以资于治道”的人与事。他的标准是，作为一个“社会人”，怎样才算履行了自己的职责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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